炒股开户流程 解码《太平年》：山西因何＆如何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隐形主角”
近期的热播剧《太平年》，想必大家都已经看过了。这是一部以五代十国时期为背景、以吴越政权“纳土归宋”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大剧。想必大家在追剧的过程中也已经发现，在五代十国时期，山西竟然扮演着“隐形主角”的角色。
△图1：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刘崇
比如，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以及十国中的北汉四个政权，都源出河东。它们的开国之君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刘崇，都曾担任河东节度使一职。
其实，五代十国时期70余年的历史，主要就是“河东集团”与“中原集团”争夺最高权力的历史，就是最高权力在新、旧“河东集团”之间流转的历史。
那么，山西是因何成为五代十国时期“隐形主角”的，又是如何成为五代十国时期“隐形主角”的？山西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五代十国时期历史格局的，又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宋代以及后世历史走向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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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五代十国时期，想必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乱世”。
的确，五代十国时期是继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政权频繁更迭、军阀长期混战、经济社会凋敝、百姓生活困苦。时任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的一句“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就将这种乱世景象体现得淋漓尽致。
△图2：“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安重荣
五代十国乱世的形成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唐代中期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而唐代中期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又是“安史之乱”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安史之乱”的爆发又与唐代兵役制度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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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兵役制度采用的是北魏出现雏形、西魏得到完善、北周最终确立的“府兵制”（在之前的文章《史上最牛创业团队之一，孕育四个王朝，死于一个女人》中，我们说过，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同根同源、一脉相承，都出自关陇集团。因此，在典章制度方面，有着很明显的继承性）。
△图3：关陇集团构成示意图
“府兵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一种兵役制度。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均田制”。
“均田制”是一种土地制度，出现于北魏中期。当时的北方地区，已经经历了从东汉末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近三百年的战乱，经济凋敝、人口锐减。一边是大量耕地被迫抛荒，成为荒地，另一边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与此同时，北魏中央政府还面临着税源枯竭、收不抵支的问题。
于是，太和九年（485年），临朝听政的冯太后采纳主客给事中李安世的建议，以北魏孝文帝的名义颁布“均田令”。
△图4：山西省京剧院出品的京剧《文明太后》，讲述了冯太后与守旧势力激烈斗争，指引孙子孝文帝推行改革的故事
明确规定，15岁以上男子授予露田（种植谷物）40亩、桑田（种植桑树）20亩，女子授予露田20亩。其中，露田的性质不变，依然是国有土地，受田之人死后，需要归还国家。桑田的性质转变，成为受田之人的私有土地，受田之人死后，后代可以继承，也允许有限度的买卖。此外，奴婢、耕牛也可受田。
因此，本质上说，“均田制”就是将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交给流民耕种。首先，流民获得了土地，就不再是流民了，“有恒产者有恒心”，北魏中央政府不再需要担心他们随时可能揭竿而起。其次，受田农民耕种的是国家的土地，自然需要给国家缴税，北魏中央政府也能顺便解决税源枯竭、收不抵支的问题。最后，露田在受田之人去世之后需要归还国家，桑田也只允许有限度的买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正是古代社会由兴而衰、由治而乱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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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以“均田制”为基础，北魏中央政府又出台了“租调制”和“府兵制”。
“租调制”是一种赋税制度，以一对夫妇为基本征税单位。其中，“租”是田税，按照受田亩数征收谷物，“调”是户税，按照户籍人数征收织物。
△图5：“男耕女织”描述的就是农业文明时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租调制”就是以这样的一对夫妇为基本征税单位
由于受田农民在缴纳“租”“调”之外，还需要根据国家需求定期服劳役，而服劳役的时间又可能与农耕时间相冲突，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后来，“租调制”又优化为“租庸调制”，其中的“庸”是指“输庸代役”，即通过缴纳织物获得免除劳役资格，从而避免影响农业生产。
“府兵制”是一种兵役制度，受田农民平时务农，战时为兵，达到“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效果。由于受田农民耕种的是国家的土地，因此，国家不发军饷，也不提供装备。遇到征召时，需要自备干粮、兵器、衣甲、马匹，赶往指定区域集结（这也就是为什么《木兰辞》的主人公花木兰在替父从军前还需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因为她们家就是北魏的世袭兵户）。
△图6：电影《花木兰》剧照。“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不是文学创作，而是历史事实
西魏时期，为了强化关陇集团的凝聚力、提升关陇地区的动员力，宇文泰进一步完善了“府兵制”，明确府兵属于西魏中央政府直属军队，由6柱国、12大将军、24开府、48仪同（核心是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等关陇集团元老）统领，不受地方政府、地方豪强辖制（关于这个问题，详见之前的文章《史上最牛创业团队之一，孕育四个王朝，死于一个女人》）。
“均田制”“租调制”“府兵制”的推行有利于解决耕地抛荒、限制土地兼并、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扩大政府税源、改善百姓生活，因此，被西魏、北周、隋、唐四朝所沿用，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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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普遍被认为是唐代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杜甫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就是对“开元盛世”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军备强大、万国来朝景象的真实写照。
△图7：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海报。“开元盛世”：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军备强大、万国来朝
然而，盛世之下，暗藏隐忧。
首先，就是土地兼并。
前面说过，土地兼并是古代社会由兴而衰、由治而乱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古代社会，地主阶层是享有免税特权的，不需要向国家缴税，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也只需要向地主交租，同样不需要向国家缴税（其实，这个说法并不严谨。一方面，享有免税特权的只是地主阶层中具有勋贵、官僚等政治身份的那一小部分，数量众多的中小地主并不享有免税特权。另一方面，佃农只是不需要向国家缴纳田税，但是依然需要向国家缴纳丁税。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古代税收制度的变迁，比较复杂，我们今后会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讲。今天，我们就先采用这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因此，只有自耕农（即拥有小块土地、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生产的农户。具体到“均田制”实行期间，那些受田农民就是自耕农的主体）才是国家真正掌握的税源。
△图8：只有自耕农才是国家真正掌握的税源
但是，自耕农就像今天的小微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就有可能破产。那时，他们或者把地卖给地主，沦为佃农，或者直接资不抵债，沦为流民。可是，这样一来，国家掌握的税源就流失了。以后，爆发水旱蝗灾或者遇到黄河决堤，国家就有可能拿不出钱来赈灾、修提。
这个时候，国家就面临着两个选项：
一是“掩耳盗铃”，也就是干脆躺平，放任不管。这样的话，灾民就有可能沦为流民，就有可能随时揭竿而起。
二是“饮鸩止渴”，也就是把税负转嫁到其他自耕农身上。但是，其他自耕农本来就已经挣扎在“斩杀线”上了，再把税负转嫁给他们，他们也有可能破产，沦为佃农甚至流民，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其实，明代末年的社会危机就是这样演变的，为了应付辽东战事，明朝中央政府加征“辽饷”，农民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于是，为了平定农民起义，明朝中央政府又开始加征“剿饷”，农民更加不堪重负，起义规模越来越大。于是，为了加强军事力量，明朝中央政府又开始加征“练饷”。最终，“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大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烽烟中彻底葬送）。
△图9：“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一方面，天下承平已久，人口迅速增长，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越来越少，已经无法满足授田的需要。另一方面，虽然地主阶层和自耕农都能从经济繁荣当中获益，但是，“马太效应”的存在，使得前者的相对优势越来越大，最终加快了土地兼并的速度，越来越多的自耕农沦为佃农甚至流民，“均田制”逐步走向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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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均田制”的破产，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也变得难以为继。早在开元年间，就出现了各地折冲府（府兵的基层管理单位，承担军籍管理、兵役征发、军事训练等职能，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类似于今天的军分区）无兵可交的情况。
到了天宝年间，这个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于是，天宝八年（749年）,右相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唐玄宗准奏，标志着延续近三百年的“府兵制”正式终结。
“府兵制”终结了，但是，国防需求还在。而且，唐代中期以来，边患日趋严重，来自西北、北方、东北方向的吐蕃、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政权时刻威胁着大唐王朝的安全。因此，唐朝中央政府转而开始实行“募兵制”。
“募兵制”下，募兵都是职业军人，国家发给军饷、提供装备，募兵则长期为兵、为国守边（客观地说，作为职业军人的募兵，其战斗力自然高于兵农合一的府兵，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崔器就都是募兵出身）。
△图10：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剧照。“陇右崔器，旧历二十三年募兵，军帐中攒有贼头八十四颗”，作为职业军队，募兵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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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唐代中期以来，边患日趋严重，来自西北、北方、东北方向的吐蕃、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政权时刻威胁着大唐王朝的安全。
但是，此时的唐玄宗已经丧失了开元年间的进取精神，转而耽于享乐。因此，军事政策也随之趋于保守，逐渐从前期的战略进攻转向中期的战略防御。
此后，唐朝中央政府相继向东北、北方、西北、西南方向的边陲重地委派节度使，史称“天宝十节度”，即范阳节度使（负责今天河北中北部地区的军事事务）、平卢节度使（负责今天辽宁中西部地区的军事事务）、河东节度使（负责今天山西中北部地区的军事事务）、朔方节度使（负责今天宁夏中北部地区的军事事务）、河西节度使（负责今天甘肃中东部地区的军事事务）、安西节度使（负责今天新疆中南部地区的军事事务）、北庭节度使（负责今天新疆中北部地区的军事事务）、陇右节度使（负责今天甘肃中西部地区的军事事务）、剑南节度使（负责今天四川中西部地区的军事事务）、岭南经略使（负责今天广东中南部地区的军事事务）。
△图11：“天宝十节度”形势图
“节”是“节制”，“度”是“调度”，“使”是“使者”，从节度使这个名字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临时性的使职差遣，负责节制、调度某个边陲重地的军队（使职差遣是指临时委派某名官员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负责某个专项工作，专项工作结束之后，需要继续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类似于今天的巡视组、督导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中，主角李善德以上林署九品监事充任“荔枝使”就是这个情况。不过，唐代以后，使职差遣逐渐固定化、普遍化，最后，使职差遣往往成了本职工作，原来的本职工作反而成了虚衔。这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运行四大规律中的“监察官员行政化，派出机构地方化”，如果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详见之前的文章《4句话、28个字，说透古代中国官场“潜规律”》）。
最初，节度使只负责这些边陲重地的军事事务，并不干预民政、财政、监察事务。但是，问题在于，吐蕃、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政权的军事力量以骑兵为主，行军速度极快，一旦发生战事，往往跨州连县，而唐军则由于军事、民政、财政、监察事务分别由不同部门负责，导致出现“九龙治水”的现象，陷入兵员、补给难以适配的窘境。
于是，为了提高这些边陲重地的动员能力，唐朝中央政府开始安排节度使兼任当地的度支使（负责财政事务）、营田使（负责屯田事务）、采访使（负责监察事务）。最终，节度使一手掌握当地的军事、民政、财政、监察大权，成为了事实上的“土皇帝”。
△图12：《三国演义》剧照。汉代从刺史到州牧的变迁也是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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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唐朝中央政府对这些节度使的掌控力就已经在逐渐弱化，而右相李林甫又给添了一把火。
在之前的文章《4句话、28个字，说透古代中国官场“潜规律”》中，我们说过，为了进一步分割相权，唐代实行“群相”制度，不仅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尚书省的长官左、右仆射都是宰相，还会给其他一些官员授予“参知政事”“平章军国重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衔，获得这些职衔之后，那些官员也成为了宰相。
△图13：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五省六部制”示意图
此外，按照唐代惯例，边将建立军功之后，也会授予宰相职衔，入朝为相，也就是所谓的“出将入相”。比如，贞观时期的名将李靖、侯君集就都有宰相职衔，开元时期的宰相杜暹、牛仙客也都是边将出身。
李林甫担任右相以后，为了巩固权威，一方面，迎合上意、逢君之恶，另一方面，嫉贤妒能、压制同僚。为了杜绝边将凭借军功入相的通道，他向唐玄宗建议道，“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意思是说，文官担任将领，往往不敢亲临战场、甘冒矢石。不如任用寒门庶族和游牧民族出身的人。游牧民族出身的人作战勇猛、敢打硬仗，而寒门庶族出身的人没有宗族、不会结党。
△图14：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剧照。右相李林甫
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始任用游牧民族出身的人担任节度使。他们往往缺乏政治学识和行政经验，即便建立军功，也很难入朝为相，自然不会对李林甫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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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崛起的。
△图15：安禄山
安禄山，原名轧荦山，后来随母改嫁突厥人安延偃，故更名为安禄山。安禄山生性机智，通晓六国语言，长大以后，当了一名牙郎（为买卖双方居中议价的人，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类似于今天的房产中介、保险经纪）。
开元二十年（732年），由于骁勇机智，安禄山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收为养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凭借军功升任平卢兵马使。此后，通过贿赂朝中大臣，逐渐获得了唐玄宗的认可。
天宝元年（742年），安禄山升任平卢节度使，获得了向唐玄宗直接奏事的资格。此后，凭借唐玄宗、杨贵妃的信任（安禄山曾认杨贵妃为养母），不断扩张权势，最终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
△图16：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直接掌握的兵力达到18万人，占到了唐军总兵力的3成、边军兵力的4成
当时，大唐王朝的军力分布已经出现了“外重内轻，强枝弱干”的局面。唐军总兵力约为57万，其中，禁军8万，边军49万，而安禄山直接掌握的兵力达到18万，占到了唐军总兵力的3成、边军兵力的4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天下承平已久，此时的禁军战斗力已经严重下降，身经百战的边军才是精锐。而49万边军之中，有25万分布在朔方、河西、安西、北庭、陇右等西北军镇，还有5万分布在剑南、岭南等西南军镇，可以说是鞭长莫及。因此，此时，安禄山的军事实力其实已经远远高于唐朝中央政府，这也是他敢于反动叛乱的原因所在）。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天宝十四年（755年）11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安史之乱”爆发。由于天下承平已久，叛军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县，纷纷瓦解。不到一个月时间，同年12月，洛阳失守。
天宝十五年（756年）1月，安禄山称帝，国号大燕，定都洛阳，改元圣武。兵锋直指长安“锁钥”潼关。
△图17：关中地区形势图。典型的口袋地形，只有东面的渭河谷地是缺口，但是，又有潼关这个“锁钥”可以依靠
当时，名将封常清、高仙芝为了避敌锋芒，固守潼关不出。但是，急于剿灭叛军的唐玄宗听信宦官谗言，将二人问斩，又命老将哥舒翰镇守潼关。他同样执行封常清、高仙芝的固守潼关战略，自然也引发了唐玄宗的不满。
最终，唐玄宗听信右相杨国忠谗言，屡次催逼哥舒翰主动出击。哥舒翰无奈之下，率军东出潼关，最终先被叛军活捉，后来又被杀害（值得一提的是，800多年后的崇祯年间，历史再次重演。崇祯皇帝屡次催逼执行固守潼关战略的孙传庭主动出击，导致孙传庭全军覆没，明朝中央政府也丧失了最后一支野战军，开启了走向灭亡的倒计时，所谓“传庭死而明亡矣”）。
同年6月，潼关失守，长安告急。唐玄宗只得带着后宫、宗室、勋贵、亲信，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麾下3000龙武军的护送下仓皇逃离长安，向着蜀地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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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历史上，陈玄礼的名气不算大，影响却不小。
△图18：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剧照。龙武大将军陈玄礼
在之前的文章《<长安的荔枝>中的这个山西人，为大唐“续命”170年》中，我们说过，从武则天晚年到唐玄宗初年的10年是唐代政局纷乱、政变频发的10年，在此期间，唐玄宗先后发动过两次政变。
先是唐隆元年（710年），发动“唐隆政变”，诛杀挟权乱政的韦后、安乐公主、宗楚客、上官婉儿，拥立父亲唐睿宗李旦复位。后是先天二年（713年），发动“先天政变”，并在太上皇唐睿宗的默许下，赐死干政的太平公主。
在这两次决定唐玄宗本人乃至大唐王朝命运的政变当中，作为禁军将领的陈玄礼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唐玄宗即位后，陈玄礼长期担任龙武大将军，负责宫禁安全长达40余年，是唐玄宗的心腹（这里多说一句，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曹毅饰演的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原型就是陈玄礼）。
不过，此时的陈玄礼，日子并不好过。
唐玄宗西逃蜀地的决定是仓促之下作出的，自己麾下的3000龙武军也是临时召集起来的。他们多是长安富家子弟出身，自然不愿意把父母妻儿和田宅产业留给叛军，自己跟着唐玄宗逃离。
加之仓皇出逃，补给也不到位，一路饥寒疲惫。而且，前线陆续传回来的又都是坏消息，所以士气异常低落。陈玄礼非常担心不知道哪儿来一根稻草，就会把这匹骆驼压垮。
于是，在队伍行进到马嵬驿时，在太子李亨的支持下，陈玄礼暗中鼓动龙武军哗变，指责右相杨国忠是引发“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将其处死（在唐代姚汝能所著的《安禄山事迹》中，有“骑士张小敬先射国忠落马”的记载。马伯庸在小说《长安十二时辰》中设计张小敬、姚汝能这两个角色，大约就是为了致敬这两位先人）。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随后，陈玄礼又与唐玄宗的另一个心腹高力士（这里多说一句，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吕凉饰演的骠骑大将军郭利仕的原型就是高力士。唐玄宗宠信宦官，不少宦官都有“大将军”的职衔。不过，高力士这个“骠骑大将军”的含金量确实要高得多）一起，迫使唐玄宗将杨贵妃赐死。
△图19：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剧照。骠骑大将军高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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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嵬驿之变”的另一个后果却是陈玄礼未曾预想到的，那就是太子李亨的出走。
李亨并非嫡子，亦非长子，原本是没有可能成为太子的。但是，就像历史上的所有雄主那样，唐玄宗对于太子有着近乎本能的猜疑和忌惮。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他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贬为庶人、随后赐死。接着，在忠王李亨和寿王李琩之间摇摆了一年左右，最终因为高力士的一句“推长而立，谁敢复争”，将李亨立为太子。
△图20：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剧照。太子李亨
但是，李亨这个太子，当得并不顺心。因为从被立为太子到“马嵬驿之变”的十余年间，唐玄宗一直利用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制衡、打压他。虽然李亨韬光养晦、如履薄冰，但是，擅长罗织术的李林甫还是数次兴起冤狱，最终将他的岳父杜有邻杖毙、舅兄韦坚兄弟贬斥，并迫使他与韦妃离婚。
唐玄宗西逃蜀地时，陈玄礼麾下的3000龙武军中，其实有2000是由李亨直接统领的，负责队伍的殿后，这也是他能拉拢陈玄礼暗中鼓动龙武军哗变的重要原因。
但是，在诛杀杨国忠、逼死杨贵妃之后，陈玄礼主动出面平息事态、控制局面，严格将行动限于“清君侧”的范围，继续效忠于唐玄宗，这恐怕是李亨未曾想到的。
此时，李亨的处境异常尴尬。策划“马嵬驿之变”，他已经将自己摆在了唐玄宗的对立面。继续跟随唐玄宗西逃蜀地，难保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但是，断然发动政变，取唐玄宗而代之，在没有获得陈玄礼支持的情况下，自己也未必有胜算。
△图21：马嵬坡之变，“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于是，李亨选择“跑路”，在儿子广平王李俶、建宁王李倓的护送下，于当年7月抵达朔方节度使的驻地灵武（在今天的宁夏银川灵武）。
早在太子时期，李亨就与身兼陇右、河西两镇节度使的皇甫惟明，身兼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等边将交好（这里多说一句，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艾如饰演的王韫秀每天挂在嘴边的“我阿爷”的原型就是王忠嗣）。于是，李亨在朔方军的支持下即位，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同时，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并遣使向唐玄宗报告此事。
△图22：“以忠嗣之才，战必破，攻必克……自古忠贤，工谋于国则拙于身，多矣，可胜吒哉”——宋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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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即位后，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
从外部来说，两京已然失守，而河南的局势更加严峻。此时，叛军正以重兵围攻重镇睢阳（在今天的河南商丘睢阳）。睢阳位于大运河通济渠的关键位置。当时，北方地区由于陷入战火，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唐朝中央政府维持运转、支撑平叛所需的粮食、物资，完全依赖于江淮地区的漕运。
△图23：唐代中期（裴耀卿改革以后）漕运路线示意图
一旦睢阳失守，漕运中断，唐朝中央政府将彻底失去财政来源，唐军也将彻底失去后勤补给（如果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详见之前的文章《<长安的荔枝>中的这个山西人，为大唐“续命”170年》）。而此时的睢阳，也已经处于兵尽粮绝的局面（当时，睢阳城内的老鼠、麻雀、草根、树皮都被吃完了，守将张巡甚至将两位爱妾杀死犒赏士兵），随时可能陷落。
从内部来说，唐肃宗是在朔方军的支持下自行即位的，而不是由唐玄宗传位的，虽然第一时间遣使向唐玄宗报告此事，但是，仍然属于“先斩后奏”，是典型的“事前不请示，事后补手续”，在政治合法性方面存在瑕疵。此外，虽然为了平叛大局，唐玄宗默认了这个结果，但是，并不代表自己的皇位就是坐稳了的。
事实上，在唐肃宗即位的消息传来之前，在西逃蜀地的路上，唐玄宗就发布了《命三王制》，虽然任命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但也安排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分别掌管各大战区，体现了唐玄宗通过分封诸王牵制太子的目的，并最终酿成了“永王之乱”（这里多说一句，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的历史背景之一就是“永王之乱”。当时，高适追随唐肃宗，获任淮南节度使，成为平定“永王之乱”的主帅。而李白追随永王，最终被以“附逆”罪名下狱，只得写下《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请求高适援救）。
△图24：李白的《永王东巡歌》。虽然是典型的“应制诗”，但是，也未免有些用力过度了。看得出来，李白是把宝都押在永王身上了
因此，为了弥补自身在政治合法性方面存在的瑕疵，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通过这个盖世功劳稳固自身的统治基础。但是，也因此埋下了唐代中期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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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后，故人李泌（这里多说一句，李泌是唐代中期一位极富政治才干、也极具历史影响的人物，曾经辅佐四代君主，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被誉为“白衣宰相”，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荔枝》中易烊千玺饰演的李必的原型就是李泌）不避艰险赶来辅佐。
△图25：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剧照。“白衣宰相”李泌
李泌首先为唐肃宗分析了当前的局势：
第一，安禄山下令把在两京抢掠的金帛、女子全部运回老巢范阳（在今天的北京），可见其只是鼠目寸光之辈，并无囊括四海的壮志。
第二，叛军的核心不过史思明、张忠志、安守忠、田乾真等几员骁将。而那些内地归附的官员、将领都是迫于形势，一旦形势扭转，完全可能归降唐朝中央政府。
第三，此时，叛军主力在两京前线，如果选择“以硬碰硬”，即便收复两京，叛军主力也能撤回老巢范阳，从而留下后患。
接着，李泌献上了自己彻底平定叛乱的计划，这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
△图26：李泌为唐肃宗献上的消灭叛军“组合拳”
第一步是“两翼牵制”。
命李光弼（此时，已被唐肃宗升任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从太原出击，进占井陉（“太行八陉”之一，从黄土高原到华北平原的战略要道），佯攻叛军老巢范阳，牵制叛军史思明、张忠志所部，让其不敢离开范阳。命郭子仪（此时，已被唐肃宗升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朔方节度使）从冯翊（在今天的陕西渭南大荔）东渡黄河，占领河东（即今天的山西运城），威胁长安侧翼，牵制叛军安守忠、田乾真所部，让其不敢离开长安。这样一来，就用李光弼、郭子仪两支军队，牵制了叛军四员骁将。随后，唐肃宗率领唐军主力，进驻扶风（在今天的陕西宝鸡凤翔），作为总预备队。
第二步是“轮番出击”。
李光弼、郭子仪、唐肃宗三路大军轮番出击。叛军救援长安，就全力攻打范阳，叛军救援范阳，就全力攻打长安。与此同时，故意不切断长安与范阳之间的交通，让叛军舍不得放弃长安。这样一来，叛军就得在从范阳到长安的数千里战线上疲于奔命、自我消耗，而唐军则以逸待劳、避敌锋芒。
第三步是“直捣黄龙”。
等到第二年春天，叛军已经疲惫不已。由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取道塞北，与李光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取叛军老巢范阳。范阳一旦失守，困守两京的叛军也将退无可退，成为瓮中之鳖。最终，在叛军老巢被端、进退失据、人心惶惶、军心不定之际，各路唐军四面夹击，将叛军残余势力消灭在河南、河北等地。至此，叛乱彻底平定，后患永远根除。
客观地说，李泌的这个计划非常天才，与1000多年后我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
唯一的问题在于，李泌的这个计划比较耗时，至少需要两到三年时间才能完成，而唐肃宗等不了那么久。于是，唐肃宗以“朕切于晨昏之恋，不能待此决矣”的理由拒绝了李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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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身形肥胖（史料记载，安禄山体重为330唐斤，约合448市斤，“腹垂过膝”，需要侍从搀扶才能行走），此时，身上长满烂疮，双眼基本失明（这是糖尿病并发症的典型症状）。
△图27：安禄山
病痛让安禄山烦躁易怒，动辄责罚身边的大臣、近侍，引发了他们的不满。至德二年（757年）1月，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谋士严庄、宦官李猪儿刺杀。随后，安庆绪继位。
同年9月，香积寺之战，郭子仪收复长安。同年10月，新店之战，郭子仪收复洛阳。不久，史思明归降唐朝中央政府，被任命为范阳节度使（半年之后，史思明再度反叛）。
至此，唐肃宗完成了收复两京的任务，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然而，正如李泌所担心的，在收复两京的过程中，唐军元气大伤，而叛军则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
乾元元年（758年）9月，唐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围攻盘踞在邺城（在今天的河北邯郸临漳）的安庆绪。但是，此时的唐肃宗，对郭子仪、李光弼等功臣已经颇为猜忌，因此，并未指定主帅，而是命宦官鱼朝恩（这里多说一句，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中芦芳生饰演的鱼承恩的原型就是鱼朝恩，历史上的鱼朝恩，比电视剧中还要“小人”）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负责监军。
△图28：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海报。宦官鱼朝恩
乾元二年（759年）3月，史思明率军救援邺城。唐军九路兵马缺乏统一指挥，在决战时又遭遇一场狂风，最终兵败如山倒。史思明则进入邺城，杀死安庆绪，吞并其兵马、地盘。同年4月，史思明称帝，继续沿用大燕国号，定都范阳，改元顺天。同年9月，史思明重新攻陷洛阳。在此后的两年间，双方互有胜负，战线呈现犬牙交错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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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朝义是史思明的长子，为人宽厚，深得众心。但是，史思明更偏爱幼子史朝清，不仅命他镇守范阳，还将他立为太子。此举引发了史朝义的不满，上元二年（761年）3月，他在部将的鼓动下，刺杀史思明，随后继位。
宝应元年（762年）5月，唐肃宗病逝，太子李俶（此时已改名为李豫）继位，即唐代宗。
同年10月，唐代宗任命太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帅，与郭子仪、李光弼等一道，对叛军发起决战。不久，唐军重新收复洛阳。而叛军由于数次内讧，已经元气大伤。
△图29：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
宝应二年（763年）1月，安史部将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等眼见叛军已经日薄西山，于是，纷纷归降唐朝中央政府。史朝义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自杀身亡。历时7年有余的“安史之乱”，终于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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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问题才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唐代宗采纳仆固怀恩的建议，任命安史降将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负责今天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军事事务）、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负责今天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的军事事务）、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负责今天河北中部和山东北部的军事事务），即著名的“河朔三镇”。
△图30：“河朔三镇”形势图
仆固怀恩的这个建议，其实是公心与私心相交织的产物。
一方面，是公心使然。当时，“安史之乱”虽然已经平定，但是，唐朝中央政府依然面临着三重问题：
一是财政上难以为继。
前面说过，北方地区由于陷入战火，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唐朝中央政府维持运转、支撑平叛所需的粮食、物资，完全依赖于江淮地区的漕运。因此，唐朝中央政府必然加强对江淮地区的盘剥，当地百姓早已苦不堪言。此外，叛军主力虽然已被剿灭，但是，河北地区毕竟还是叛军老巢，根基深厚。想要彻底剿灭叛军残余势力，必然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苦战，财政上恐怕难以支撑。
二是边境上压力骤增。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中央政府将原本部署在西北边境的陇右军、河西军等精锐边军大量调入内地平叛，导致河西、陇右防线空虚。吐蕃趁虚而入，不断东侵。广德元年（763年）10月，吐蕃甚至一度攻陷长安。相比已经穷途末路的叛军，已经兵临城下的吐蕃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必须尽快腾出手来对付。
△图31：“安史之乱”前后形势对比（可以发现，“安史之乱”期间，吐蕃趁势吞并西域）
三是政治上互信丧失。
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等安史降将虽然相继归降，但是，他们与唐朝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互信已经基本丧失。唐朝中央政府担心他们像史思明一样降而复叛，他们也担心唐朝中央政府“秋后算账”。因此，他们绝对不敢解除武装，只有允许他们继续保留军队和地盘，才能实现和平。其实，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土地换和平”。
另一方面，也是私心作祟。
仆固怀恩亲眼目睹了郭子仪、李光弼等功臣受到唐肃宗猜忌、被鱼朝恩进谗言，或者被解除兵权、或者郁郁不得志的下场，非常担心自己落得个“狡兔死，走狗烹”的结果。因此，他也希望安史降将继续保留军队和地盘。这样一来，唐朝中央政府就需要自己继续震慑这些安史降将，避免他们降而复叛。其实，这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养寇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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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唐代宗采纳仆固怀恩的建议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即在短期内允许安史降将继续保留军队和地盘，暂时稳住局面。等到条件成熟之后，就要徐徐图之，逐步“削藩”。但是，这个想法未免太过理想化了。
一方面，是唐朝中央政府的日渐衰弱。
前面说过，“安史之乱”期间，北方地区由于陷入战火，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唐朝中央政府维持运转、支撑平叛所需的粮食、物资，完全依赖于江淮地区的漕运。因此，唐朝中央政府必然加强对江淮地区的盘剥，当地百姓早已苦不堪言。
于是，江淮地区民变四起。仅唐代宗时期，规模较大的就有浙东袁晁之乱、浙西方清之乱、苏南张度之乱、皖北杨昭之乱。虽然这些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也表明，唐朝中央政府正在走向衰落，开始丧失对基层的掌控力。
△图32：流民遍地，民变四起
另一方面，则是“河朔三镇”的迅速壮大。
“安史之乱”以后，在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及其继任者的经营下，“河朔三镇”迅速发展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
一是“河朔三镇”经济实力雄厚。
河北地处华北平原，农业发达，人口稠密，当年，刘秀、高欢等一代雄主就是依靠河北成就帝业。到了唐代前期，河北更是国家的财赋重地，史料记载，“河北贡篚徵税，半乎九州”（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类似于今天的东南沿海地区）。
△图33：华北平原，农业发达，人口稠密，刘秀、高欢因之以成帝业
“安史之乱”以后，“河朔三镇”截留赋税，不再上缴，全部用于豢养军队、地方建设。与此同时，“河朔三镇”还积极发展手工业、工商业。比如，卢龙镇积极发展与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的贸易，魏博镇积极发展冶铁业、纺织业，以此拓宽收入来源。
二是“河朔三镇”政治自成生态。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只在名义上拥有“河朔三镇”节度使的任命权。事实上，“河朔三镇”形成了“自立节帅”的传统，节度使都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唐朝中央政府只能事后追认（统计数据显示，“安史之乱”以后，“河朔三镇”历任节度使共计57人，由唐朝中央政府任命的，不过4人）。这样一来，当地百姓“只知有节帅，不知有天子”也就毫不稀奇了。
此外，“河朔三镇”还形成了“牙兵政治”传统。当初，“河朔三镇”节度使出于安保需要，从军队中选拔精锐，组成了一支私人保镖武装——牙兵，甚至，还会选择其中最精锐的收为“义子”（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比如，石重贵就是石敬瑭的养子、柴荣就是郭威的养子）。
这些牙兵作战勇悍、军饷丰厚、赏赐不断、享有特权，逐渐形成了骄横跋扈的风气，不仅能够“保帅”，更能“换帅”，还能“杀帅”（换句话说，“河朔三镇”就像股份有限公司，牙兵是股东，节度使则是股东推举的董事长。如果董事长能够维护广大股东的利益，股东就会支持他。如果董事长可能伤害广大股东的利益，股东就会换掉他。魏博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史宪诚、何全皞、韩简、乐彦祯等四任节度使都是因为不能满足牙兵要求而被杀死，他们的继承者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罗弘信也都是牙兵所拥立的。因此，当时，民间有“长安天子，魏博牙兵”的谚语）。
△图34：魏博牙兵
值得一提的是，“河朔三镇”之间还相互联姻、结成同盟，唐朝中央政府讨伐其中一镇时，其他两镇必定出兵救援。
三是“河朔三镇”军事力量强大。
河北地处华北平原，自古就是良马产地，“安史之乱”初期，叛军能够短时间内横扫中原地区，靠的就是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对步兵可以说是降维打击，特别是在战局陷入胶着的时候，小股精锐骑兵往往成为改变战争天平的关键力量）。
此外，“河朔三镇”还占据着地利，西有太行作为屏障，南有黄河这道天险，唐军每次讨伐，都得翻山越岭，补给线漫长而脆弱，“河朔三镇”则能以逸待劳，利用战略纵深、展开层层阻击。
因此，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虽然唐代宗、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等君主都曾试图解决藩镇割据问题，特别是唐宪宗还相继收服了西川、浙西、淄青、淮西（军事史上著名的奇袭战案例“李愬雪夜入蔡州”就出自于此）等藩镇，但是，“河朔三镇”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图35：“小人书”里的“李愬雪夜入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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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唐代中期以来的藩镇总数在45个左右，也并非只有“河朔三镇”。
事实上，根据我国知名历史学家张国刚先生的研究，唐代中期以来的藩镇至少可以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四种。其中，后三者都不是割据型藩镇，基本服从唐朝中央政府政令。
△图36：“安史之乱”之后的藩镇形势图
一是河朔割据型藩镇。
包括魏博、卢龙、成德、淮西、淄青等。这些藩镇的军事、民政、财政、监察事务完全由节度使掌握，唐朝中央政府难以介入。
它们基本不服从唐朝中央政府政令，甚至与唐朝中央政府发生过军事冲突，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
二是中原防遏型藩镇。
包括河东、宣武、忠武、义成、昭义等。这些藩镇在地理上或者位于河朔割据型藩镇与关中地区之间，或者位于漕运要道周边，起着拱卫长安、保护漕运的效果。
由于唐朝中央政府仰赖它们作为与河朔割据型藩镇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在对河朔割据型藩镇采取军事行动时也需要征调它们的军事力量，因此，中原防遏型藩镇的军事实力也比较强，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过“骄兵悍将”的情况，不过，总地来说，依然是效忠于唐朝中央政府的。
三是边疆御边型藩镇。
包括凤翔、泾原、灵武、黔中、岭南等。这些藩镇与“安史之乱”之前的朔方、河西、陇右、安西、剑南等军镇类似，主要职能就是防御来自西北、北方方向的吐蕃、突厥等游牧民族政权对大唐王朝安全的威胁。
前面说过，这个时期，吐蕃趁虚而入、不断东侵，大唐王朝边境压力骤增，因此，边疆御边型藩镇的重要性不断加强。特别是凤翔、泾原等位于长安西、北方向的藩镇，更是拱卫京畿地区的屏障，地位极为重要。因此，和中原防遏型藩镇一样，边疆御边型藩镇的军事实力也比较强，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过“骄兵悍将”的情况，不过，总地来说，依然是效忠于唐朝中央政府的。
四是东南财源型藩镇。
包括浙东、淮南、江西、福建、荆南等。这些藩镇是“安史之乱”期间陆续设立的。早在“安史之乱”之前，江淮地区就是国家的财赋重地。全靠江淮地区的漕粮，唐玄宗才能安居长安，不再需要频频前往洛阳“就食”（如果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详见之前的文章《<长安的荔枝>中的这个山西人，为大唐“续命”170年》）。“安史之乱”期间，为了保住这片财赋重地，唐朝中央政府开始陆续向江淮地区委派防御使、团练使、节度使，最终形成了东南财源型藩镇。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诚哉斯言，“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虽然一蹶不振，却能苟延残喘170年，并且在形式上维持国家统一，东南财源型藩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王朝虽然也出现了“元和中兴”“大中之治”等治世，也涌现了唐宪宗、唐宣宗等明君。但是，内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三大痼疾不断消耗“元气”，外有吐蕃入寇、回鹘劫掠、南诏反复三大威胁不断蚕食“血肉”。此时的大唐王朝，就像那匹骆驼，只等压垮它的最后一棵稻草了。
△图37：“甘露之变”：唐代宦官专权的标志性事件。“甘露之变”之后，宦官一直牢牢掌握军政大权，君主的废立生杀也掌握在宦官
这棵稻草出现在乾符二年（8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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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乾符二年（875年），山东地区大旱，粮食颗粒无收。但是，地方官吏依然催逼赋税，当地百姓走投无路。于是，王仙芝在长垣（在今天的河南新乡长垣）起兵。不久，黄巢也在冤句（在今天的山东菏泽宛朐）响应。
数年之间，黄巢流动作战、避实就虚，先后转战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地。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中和元年（881年），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西逃蜀地。随后，黄巢称帝，国号大齐，定都长安，改元金统。
△图38：“黄巢起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中和二年（882年），西逃蜀地的唐僖宗发起反击。黄巢部将朱温投降唐军，被唐僖宗任命为宣武节度使，与“外援”沙陀军阀李克用等一道，共同镇压“黄巢起义”。中和三年（883年），黄巢撤离长安。中和四年（884年），“黄巢起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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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起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却开启了大唐王朝走向灭亡的倒计时。
一是新的地方割据势力的登场。
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地方的动员能力，唐朝中央政府将募兵、作战、人事、财政权力大幅度下放给地方，一批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崛起的地方实力派趁机掌握军队、攫取地盘，形成了新的割据势力。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宣武节度使朱温（黄巢降将）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沙陀军阀）。过去的“河朔三镇”的政治野心仅限于“建立独立王国”，而他们的政治野心则更加膨胀，是要“取天子而代之”。
△图39：“黄巢起义”之后，新的割据势力登场
二是唐朝中央政府权威的丧失。
首先，财政崩溃。“黄巢起义”期间，漕运基本断绝，来自江淮地区的财赋要么被义军缴获，要么被地方截流。“黄巢起义”以后，漕运也未恢复，唐朝中央政府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已经丧失。
其次，军事威胁。义军攻陷长安以后，为了剿灭义军，唐僖宗又在关中地区任命了大量的节度使。“黄巢起义”以后，京畿地区已经成为这些节度使的势力范围，呈现犬牙交错之势。
最后，皇权衰微。“黄巢起义”以后，节度使开始直接干预朝政。天复元年（901年），宣武节度使朱温率军进逼关中地区，宦官挟持唐昭宗逃往凤翔。天复三年（903年），朱温挟持唐昭宗回到长安。从此，唐昭宗沦为朱温的傀儡。
三是战争烈度的全面升级。
“黄巢起义”之前，藩镇之间虽然经常爆发战争，但是，所争夺的对象终究只是地盘，因此，动作相对比较保守，战争烈度始终有限。
“黄巢起义”以后，所争夺的对象成了“天下”，因此，动作变得非常激进，战争烈度全面升级。比如，宣武节度使朱温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吞并了中原地区的数十个藩镇，基本上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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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用，字翼圣，本姓朱邪，祖籍陇右，出生于神武川（在今天的山西朔州应县），沙陀首领李国昌之子。
△图40：李克用＆朱温，宿命之敌
沙陀，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一笔的族群。其族源可以追溯到西突厥处月部，他们最初游牧于天山山脉东部的沙陀碛一带，因此得名“沙陀突厥”。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处月部跟随西突厥一同归附。唐太宗在当地设置羁縻州进行管理。“安史之乱”以后，河西、陇右防线空虚，吐蕃趁虚而入、控制西域，沙陀也被迫依附吐蕃。
但是，沙陀“世为唐臣”的观念很深，元和三年（808年），沙陀首领朱邪尽忠、朱邪执宜率领部众毅然东归。唐朝中央政府先将沙陀安置在盐州（在今天的陕西榆林定边），后又迁往神武川（在今天的山西朔州应县）。
河东节度使范希朝深知沙陀骁勇善战，从中挑选出1200人，组建了著名的沙陀骑兵。从此，这支军队成为大唐王朝一把锋利的“尖刀”，先后参与讨伐成德、淮西、泽潞等割据藩镇，征讨吐蕃、回鹘、党项等游牧民族的战争。
△图41：沙陀骑兵“鸦儿军”，因其黑衣、黑甲、黑马、黑旗得名
咸通九年（868年），爆发庞勋起义，义成节度使康承训率领重兵围剿。在此期间，沙陀骑兵屡立战功，首领朱邪赤心被唐懿宗赐国姓“李”，改名李国昌，并被任命为振武节度使。
咸通十三年（872年），由于李国昌居功自傲、日渐骄横，唐懿宗改任李国昌为大同防御使，李国昌称病拒绝，沙陀与唐朝中央政府的“蜜月期”宣告结束。
此后，唐朝中央政府多次发兵征讨沙陀，双方互有胜负。广明元年（880年），李国昌父子兵败，北逃鞑靼。
中和元年（881年），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西逃蜀地。迫不得已，再度起用李克用。
中和三年（883年），李克用率领沙陀骑兵击败义军，收复长安。在此后的两年间，李克用与朱温联手，一起镇压“黄巢起义”。
但是，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双方的矛盾很快激化。
中和四年（884年），义军逼近汴州（在今天的河南开封）。朱温自知不敌，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亲自率兵驰援，击败义军。
于是，朱温在上源驿设宴犒劳李克用。但是，席间，李克用出言不逊，引发朱温不满。于是，当晚，朱温派兵包围上源驿，计划一举全歼李克用及其亲信。最终，李克用在侍卫的拼死保护下，侥幸突围（即著名的“上源驿之变”）。从此，双方势同水火。
△图42：“上源驿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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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二十余年，基本就是“梁晋争霸”（天复元年，901年，朱温被加封为梁王。乾宁二年，895年，李克用被加封为晋王）的历史。
朱温的势力范围主要是河南中东部、山东中西部、河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我们称之为“中原集团”。李克用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山西中北部，我们称之为“河东集团”。
而处于“中原集团”与“河东集团”之间的上党地区（在今天的山西长治、晋城）、河中地区（在今天的山西运城、临汾）则是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战略缓冲地带。
△图43：“中原集团”VS“河东集团”形势图
天祐元年（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将其杀害，拥立辉王李柷为帝，即唐哀帝。
天祐四年（907年），唐哀帝禅位，朱温称帝，国号大梁，史称“后梁”，改元开平。升汴州为开封府，定为东京。朱温即后梁太祖。
△图44：后梁形势图
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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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温篡唐自立以后，李克用为了赢得那些仍然认同李唐正统的割据势力、门阀世家的支持，便以“复兴唐室”为旗号，继续沿用天祐年号。
天祐五年（908年），李克用病逝，长子李存勖在太原继任晋王、河东节度使。
△图45：李存勖在太原继任晋王、河东节度使
李存勖是五代十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对内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对外攻略河北、击退契丹，由此，梁晋之间的实力天平逐渐转向。
此时的后梁，却陷入了内乱的泥淖。乾化二年（912年），朱温兵败回师，病势日重。为了夺取大位，次子朱友珪将他杀死。但是，不过月余，朱友珪又被弟弟朱友贞推翻。由此，后梁一蹶不振、日趋衰落。
天祐二十年（923年），李存勖在魏州（在今天的河北邯郸魏县）称帝，改元同光。由于先祖曾被唐懿宗赐国姓“李”，因此，他以李唐后裔自居，继续沿用大唐国号，史称“后唐”，李存勖即后唐庄宗。
同年，唐军攻陷开封，灭亡后梁。随后，后唐定都洛阳。
△图46：后唐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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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用有一个养子，名叫李嗣源。当年“上源驿之变”时，就是他拼死保护李克用逃出生天，因此，很受李克用信任。
在“梁晋争霸”的过程中，李嗣源屡立战功。后唐建立以后，作为后唐开国第一功臣的李嗣源先后担任横海节度使、天平节度使、宣武节度使、成德节度使，先后获得检校太保、检校太傅、侍中、中书令职衔，可以说是位极人臣。
李存勖统治后期，逐渐丧失了继位之初的进取精神，转而耽于享乐。他大兴土木、赋役繁重、屠戮功臣、宠信伶宦，导致四方饥馑、怨声载道、军士匮乏、兵变四起（这里多说一句，我们初中语文课文《伶官传序》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李嗣源也因位高权重，受到李存勖的猜忌，被排挤出权力核心。
△图48：李嗣源，五代十国时期少有的明君
长兴四年（933年）11月，李嗣源病逝，其子李从厚继位，即后唐闵帝。
李从厚仓促登基、根基不稳，对手握重兵的凤翔节度使李从珂（李嗣源的养子）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李嗣源的女婿）多有猜忌。于是，改任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希望通过“调虎离山”的方式，趁机削夺他们的兵权，引发了李从珂、石敬瑭的不满。
应顺元年（934年）2月，李从珂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同年4月，进入洛阳，在李嗣源灵前继位，即后唐末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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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从珂对石敬瑭同样多有猜忌。
△图49：石敬瑭
李从珂是李嗣源的养子，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两人勉强可以算是舅兄和妹夫的关系。
前面说过，李嗣源是后唐开国第一功臣，而李从珂、石敬瑭则是李嗣源最重要的“左膀右臂”。
早在“梁晋争霸”期间，石敬瑭就追随李嗣源转战各地。每次作战，他都亲冒矢石、冲锋陷阵，并多次在危急时刻搭救李嗣源的性命。就连李存勖都知道他的功绩，亲切地称呼他“石郎”，并重重赏赐他。
后来，魏博镇发生兵变，李嗣源受命率领禁军北上平叛。结果，在兵临魏州城下时，禁军发生哗变，要拥立李嗣源为帝。李嗣源原本无意反叛，计划返回洛阳向李存勖阐明情况。又是石敬瑭极力反对，劝阻李嗣源这种“自寻死路”的行为。接着，石敬瑭亲自担任先锋，攻下汴州，为李嗣源进入洛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李嗣源即位后，作为“擎天保驾”第一功臣，石敬瑭先后担任保义节度使、宣武节度使、天雄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先后获得检校太傅、检校太尉、侍中、中书令职衔，同样可以说是位极人臣。
对于这个几乎复制了养父李嗣源崛起之路的妹夫，舅兄李从珂实在放心不下，想方设法也要将他调离河东节度使这个“关键岗位”。
清泰二年（936年）5月，李从珂改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接着，连续降诏催促石敬瑭赴任。石敬瑭称病拒绝，于是，李从珂立即北伐太原。
太原虽是一座坚城，但是，在唐军的包围之下，也渐渐粮草不济、难以支撑。于是，石敬瑭采纳谋士桑维翰的建议，向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求援。作为交换条件，石敬瑭愿意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每年向契丹进贡财帛，并向契丹“称臣”“称子”。
△图50：燕云十六州形势图
契丹早有南下中原、囊括四海的野心，而燕云十六州又是中原地区的门户，因此，耶律德光立即发兵救援。同年9月，契丹与石敬瑭联军大败唐军。
同年11月，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帝，国号大晋，史称“后晋”，改元天福。石敬瑭遂于太原即位，即后晋高祖。不久，晋军攻入洛阳，李从珂眼见大势已去，自焚而死，后唐灭亡。
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升汴州为开封府，定都于此。
△图51：后晋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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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的一生，充斥着纠结感。
青年时代的他，是一员骁将，多次担任突击敌阵、稳定阵脚、孤军深入、夜间奇袭的重任。这样的经历，也养成了他斩钉截铁、雷厉风行的性格。比如，当年在魏州城下，就是他当机立断，力劝李嗣源挥师南下，并亲自担任先锋，攻下汴州。
即位以后的他，却变得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甚至畏首畏尾、苟且偷安。比如，宣武节度使杨光远自恃有功、不服管束、横征暴敛、干预朝政，彰国节度张彦泽性情暴虐、为祸地方、动用私刑、滥杀官员.虽然他们一再遭到弹劾，但是，石敬瑭却始终不敢干预、一味姑息纵容。
究其原因，在于有两道“枷锁”困住了这员昔日的骁将，让他变成了一个被现实困境和内心屈辱压垮的可怜虫。
△图52：电视剧《太平年》剧照。两道“枷锁”困住了石敬瑭，让他变成了一个被现实困境和内心屈辱压垮的可怜虫
第一道“枷锁”是合法性危机。
石敬瑭的皇位，是以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每年向契丹进贡财帛，并向契丹“称臣”“称子”为代价换来的，属于典型的“得国不正”，在政治合法性方面存在缺陷。
石敬瑭当初派遣桑维翰向契丹求援时，就遭到了众多部下的激烈反对。后来担任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就曾表示，“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兵，不必许其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后来担任成德节度使的安重荣也曾强调，“屈中国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此晋万世耻也”（对，就是喊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的那个安重荣，后来，安重荣发动叛乱，打的旗号也是“抗辽”，因此，得到了不少藩镇的支持）。
即位以后，石敬瑭对于契丹更加恭顺。每次致信契丹，所用的文体都是“表”（中古时期，“表”与“章”“奏”“议”并列，一般是臣子向君主陈述请求、提出建议、汇报情况、表达情感的文体，如《出师表》《陈情表》），显示自己谨守臣节。每当契丹使节前来，石敬瑭都要拜受诏旨。此外，除了每年进贡30万布帛外，每逢节日，还要额外赠送珍宝玩物。
石敬瑭明白，“儿皇帝”的身份，严重地消解了自己的神圣性、权威性，也严重地降低了自己的凝聚力、向心力。因此，面对杨光远、张彦泽、刘知远、安重荣等手握重兵的将领，石敬瑭既没有实力上的优势，更没有道义上的优势。这种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是他选择处处妥协、姑息纵容的重要原因。
△图53：电视剧《太平年》剧照。“儿皇帝”的身份，消解了石敬瑭的神圣性、权威性，也降低了石敬瑭的凝聚力、向心力
第二道“枷锁”是现实的困境。
相比同样是兵变“上位”的李嗣源，石敬瑭所面临的内外形势要糟糕得多。
首先，内乱不止。
石敬瑭在位的7年间，藩镇节度使的叛乱此起彼伏。天平节度使范延光、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安远节度使李金全等都曾叛乱。这些内乱直接导致经济凋敝、府库空虚、人口锐减、民生困苦，也让石敬瑭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将领充满警惕。不仅时时处处掣肘，甚至派遣宦官监军，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下属的离心离德。
其次，外患不休。
虽然石敬瑭向契丹“称臣”“称子”，但是，契丹对中原地区的野心并没有因此消解。相反，在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后晋边境压力骤增，石敬瑭非常担心“父皇帝”有朝一日就会颠覆自己这个“儿皇帝”。
△图54：电视剧《太平年》剧照。契丹对中原地区的野心从未消解
虽然石敬瑭采纳桑维翰“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的建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局势、巩固了秩序。
但是，在长期的屈辱、巨大的压力下，石敬瑭的心理防线还是彻底崩溃了。他转而选择耽于享乐，从而逃避种种负面情绪。但是，沉迷酒色本身又加速了他肉体和精神的衰败。
天福七年（942年），压垮石敬瑭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
此前，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收留了从契丹治下逃亡的吐谷浑部。石敬瑭知道，刘知远此举必然惹恼契丹。但是，此时，手握重兵的刘知远，已经不是石敬瑭所能辖制的。
于是，石敬瑭陷入了“既不敢得罪刘知远，也无法向契丹交代”的困境。天福七年（942年），耶律德光遣使严厉责问此事（史料记载，“言辞甚是严厉，几近叱骂”），石敬瑭忧惧成疾，不久去世。
石敬瑭用一场遗臭万年的交易换来了皇位，但也亲手为自己戴上了两道无法解开的“枷锁”。那个曾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石郎”，最终被“儿皇帝”这个屈辱的政治符号所吞噬，不能不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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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死后，继位的是他的侄子兼养子石重贵。
石重贵自幼喜好骑射，颇有沙陀遗风，受到石敬瑭喜爱。清泰二年（936年）11月，石敬瑭亲征洛阳，即任命石重贵为北京（即今天的山西太原）留守。天福六年（941）8月，石敬瑭巡幸邺城，又任命石重贵为东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留守。可见，长期以来，石重贵都拥有类似“太子监国”的政治地位。
不过，理性终究没有战胜感性。天福七年（942年），病重之际，石敬瑭还是将幼子石重睿（石敬瑭共有6子，其中前5子全部早亡）抱到宰相冯道怀中，希望冯道能够扶持石重睿继位，并辅佐他成就一番事业。
△图55：电视剧《太平年》剧照。石敬瑭托孤冯道
但是，冯道毕竟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对后晋现在所面临的藩镇叛乱、契丹威慑、经济凋敝、府库空虚、人口锐减、民生困苦的内外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联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的理由，拥立石重贵为帝，即后晋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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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石敬瑭的一生，充斥着纠结感。那么，石重贵的一生，就充满了戏剧性。
后晋是契丹的藩属国，石敬瑭又是耶律德光的“儿皇帝”。因此，石重贵继位之后的当务之急自然是处理与契丹的关系。
当时，以桑维翰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官员都倾向于维持现状。只有景延广主张“只称孙，不称臣”，深得石重贵认可。于是，石重贵遣使契丹，表示“只称孙，不称臣”。
石重贵此举，其实是为了解开可能困住自己的两道“枷锁”，避免自己重蹈石敬瑭的覆辙。这两道“枷锁”，一是后晋“得国不正”，二是自己“得位不正”（因为石重贵并非石敬瑭指定的接班人，而是冯道、景延广拥立的）。
石重贵希望通过“只称孙，不称臣”一揽子解决后晋的合法性危机和现实的困境（因为“称臣”意味着后晋是契丹的藩属国，后晋君主需要契丹册封，而“称孙”只意味着石重贵承认了耶律德光与石敬瑭的“父子”关系，前者是“国格”上的不平等，后者只是“人格”上的不平等。“只称孙，不称臣”能够宣示后晋的政治合法性，获得朝野的拥护和藩镇的认可）。
△图56：电视剧《太平年》剧照。石重贵此举，其实是为了解开可能困住自己的两道“枷锁”，避免自己重蹈石敬瑭的覆辙
这套方案看上去很美，但落实起来很难。
一方面，石重贵并不算是一位明君，他任人唯亲（重用有拥立之功的景延广和有外戚身份的冯玉）、耽于酒色（石敬瑭尸骨未寒，他就迎娶石敬瑭的寡嫂冯氏）。
另一方面，契丹也不能容忍后晋的挑衅行为（石重贵派遣景延广会晤契丹使节，景延广放言，“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翁要战则来，它日不禁孙子，取笑天下”。随后，石重贵又听从景延广建议，无故扣押契丹使者，杀害境内契丹商人，引发了契丹朝野的不满），更不能容忍后晋的独立倾向。
此后，以天福八年（943年）12月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勾结契丹叛乱为开端，契丹先后于开运元年（944年）1月、12月两次南侵后晋。在刘知远、李守贞、皇甫遇、张彦泽等将领的指挥下，后晋基本维持住了战线，在不少战役中还取得了胜利。
开运二年（945年）6月，鉴于晋军在契丹前两次的南侵中元气大伤，石重贵接受了桑维翰的建议，遣使契丹，表示愿意“称孙，称臣”。但是，由于双方无法就议和条件达成共识，谈判宣告失败。
开运三年（946年）10月，契丹将领赵延寿、刘延祚假意投诚。石重贵信以为真，任命姑父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率领李守贞、张彦泽等北伐。计划一边接应赵延寿、刘延祚，一边收复燕云十六州。出于对姑父的信任，石重贵将原本驻守开封的禁军也配属给了杜重威。
然而，姑父终究还是辜负了石重贵。
△图57：电视剧《太平年》剧照。姑父终究还是辜负了石重贵
杜重威在契丹前两次的南侵中就曾多次出现避战不出的情况。这次，率领30万大军北伐依然畏敌如鼠。
开运三年（946年）11月，晋军抵达瀛州（在今天的河北河间）城下，听说守将高谟翰已经逃离，于是，命部将梁汉璋率军追击。不久，梁汉璋遭遇契丹军，全军覆没。杜重威得到消息，立即收兵回撤。
此时，契丹军乘着晋军回撤之势，迅速挥师南下。杜重威得到消息，更加惊慌失措，计划直接撤回开封。最后，还是在张彦泽的劝阻下，才停住后撤的脚步，与契丹军隔着滹沱河对峙。
同年12月，契丹军包抄至杜重威部后方，切断了晋军的补给。不久，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投降。此后，在杜重威的招降下，契丹军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县，纷纷瓦解。
同月，张彦泽作为前锋，攻陷开封。石重贵自焚未遂，就收到了耶律德光的抚慰信，于是，赶紧草拟降表。
开运四年（947年）正月初一，宰相冯道率领文武百官（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主和派的桑维翰已经被张彦泽杀害，主战派的景延广也已经自杀）前往开封北郊迎接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则以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开封，改国号为大辽，即辽太宗。
△图58：电视剧《太平年》剧照。耶律德光以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开封，改国号为大辽，即辽太宗
不久，耶律德光将石重贵降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为负义侯，流放至黄龙府（在今天的辽宁朝阳），最终客死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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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辽国进入中原地区不久，就激起了反抗的狂潮。
首先就是开封陷落的罪魁祸首张彦泽。石敬瑭在世的时候，张彦泽就已经是骄兵悍将、难以辖制。当时，他担任彰国节度使，只因为部下掌书记张式的几句劝阻，他就要当场杀人。在张式逃亡之后，他又向石敬瑭强行索要。石敬瑭无奈之下交出张式，张彦泽用残忍手段将其杀害。
攻陷开封之后，张彦泽自以为有功于辽国，不仅将内库的财产全部运回私宅，还放纵手下士兵大肆奸淫掳掠。此外，他还昼夜宴饮，动辄打骂同僚，甚至强行凌辱了石重贵的爱妃楚国夫人。张彦泽的这些暴行激起了文武百官乃至开封百姓的愤恨。
△图59：电视剧《太平年》剧照。张彦泽放纵手下士兵大肆奸淫掳掠
耶律德光进入开封以后，听说了张彦泽的暴行，大为恼怒，询问左右，“彦泽当诛否”？文武百官都表示张彦泽罪不可赦，开封百姓也争相检举张彦泽的罪行。于是，耶律德光下令将其处死。张彦泽死后，开封百姓争相“破其头脑，取其骨髓，脔其肉而食之”，可见其罪孽之深。
虽然耶律德光有长期经营中原、进而囊括四海的意图，也处死了张彦泽以平民愤。但是，此时的辽国，尚处于从植根于游牧文明的部落联盟政权向植根于农耕文明的中央集权王朝转型的过程中，耶律德光对于下属的管辖并不能达到“如臂使指”的程度，而游牧民族固有的“劫掠”传统也不会在短期内转变。因此，即便是在张彦泽伏诛之后，辽军在各地依然奸淫掳掠成风。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各地百姓纷纷高举义旗、起而反抗。人数多的有上万人，人数少的也有千余人。他们冲州撞府，杀死辽国任命的官吏、截断辽军的补给通道，严重地冲击了辽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开运四年（947年）4月，眼见在中原地区的统治难以为继，耶律德光率军北返，不久病逝。
△图60：电视剧《太平年》剧照。眼见在中原地区的统治难以为继，耶律德光率军北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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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耶律德光率军北返前两个月，开运四年（947年）2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大汉，史称“后汉”。
△图61：电视剧《太平年》剧照。刘知远太原称帝，建立“后汉”
前面说过，石敬瑭几乎复制了李嗣源的崛起之路。其实，刘知远也几乎复制了石敬瑭的崛起之路。
早在石敬瑭追随李嗣源转战各地的时候，刘知远就是石敬瑭的部将。就像石敬瑭一样，每次作战，他也亲冒矢石、冲锋陷阵，并多次在危急时刻搭救石敬瑭的性命。
在石敬瑭代唐自立的过程中，刘知远与桑维翰一样，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两人一文一武，是石敬瑭最重要的“左膀右臂”。因此，后晋建立之后，刘知远先后担任忠武节度使、归德节度使，先后获得检校司空、检校太尉职衔，日趋显贵。
石重贵即位后，刘知远继续担任河东节度使，并获得中书令职衔。
开运四年（947年）1月，耶律德光进入开封，改国号为大辽，刘知远表面上也奉表归降。而对刘知远这个占据着“关键岗位”的地方实力派，耶律德光也着意拉拢。
但是，眼见辽军在各地奸淫掳掠成风，刘知远知道，契丹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不会长久。于是，他一边积蓄实力，一边等待时机。
同年2月，眼见时机成熟，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大汉，史称“后汉”。刘知远弃用石重贵的开元年号，沿用石敬瑭的天福年号，定当年为天福十二年，刘知远即后汉高祖。
同年6月，刘知远进入开封，改元乾祐，定明年为乾祐元年。刘知远蠲免赋税、大赦天下，又严禁士兵搜刮民财、用内库财物赏赐士兵。这些举措收获了民心，也稳定了秩序。
△图62：电视剧《太平年》剧照。刘知远进入开封，安定民心
乾祐元年（948年）1月，刘知远病逝，其子刘承祐继位，即后汉隐帝。
纵观刘知远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政治动物”，善于忍辱负重，又能把握时机。
在契丹兵势正隆时，他能隐忍称臣，哪怕坐视契丹祸乱中原。在契丹人心失尽后，他又断然起兵，用极小的代价夺取天下（此举与郑庄公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之计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道“（后）汉高祖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
△图64：电视剧《太平年》剧照。郭威登场
郭威也是军旅世家出身，他的父亲郭简是李克用的爱将，曾任顺州刺史。后来，卢龙节度使刘仁恭起兵反叛，郭简死于乱军之中。当时，郭威尚在幼年时期，跟随母亲王氏赶往潞州投奔亲戚。途中，王氏不幸辞世，全靠姨母韩氏抚养成人。
虽然自幼贫苦，但是，却养成了郭威尚义任侠、嫉恶若仇的性格。18岁时，郭威投军，先后在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麾下效力。
开运四年（947年）2月，刘知远在太原称帝，郭威凭借“擎天保驾”之功，升任枢密副使、检校司徒。
乾祐元年（948年）1月，刘知远病逝，郭威和苏逢吉作为刘知远指定的顾命大臣，拥立刘承祐继位。郭威升任枢密使（枢密使是唐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官职，最初由宦官担任，负责在君主和中书门下之间传递文书。五代时期，枢密使开始由士人担任，其办事机构枢密院总揽财政、民政、军事事务，大有取代中书门下成为决策机构的趋势。到了宋代，枢密院逐渐与中书门下分章军事、政务，形成“二府”格局。这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运行四大规律中的“原有宰相荣誉化，皇帝秘书宰相化”，如果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详见之前的文章《4句话、28个字，说透古代中国官场“潜规律”》）。
当时，河中节度使李守贞、永兴节度使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相继反叛，刘承祐命郭威率军平叛。乾祐二年（949年），郭威平定三镇叛乱，班师回朝。刘承祐重赏郭威，郭威却不肯独受赏赐，而是将功劳记在同僚和部下身上，由此深得人心。
刘承祐亲身经历过后唐、后晋、后汉三代更迭的历史，自然对郭威等功臣多有猜忌。
△图65：电视剧《太平年》剧照。郭威受到刘承祐猜忌
乾祐三年（950年），刘承祐任命郭威为天雄节度使，镇守魏州。随后，又与亲信李业密谋，密令天雄军都巡检使郭崇威暗杀郭威。
不料，郭崇威反而向郭威告密。郭威将计就计，宣称刘承祐密令郭威诛杀诸将，致使群情激愤。于是，众将推举郭威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讨伐。
同年11月，郭威率兵渡过黄河。眼见郭威反叛已是既成事实，刘承祐将郭威留在开封的家族成员全部杀害，其中，就包括郭威尚在襁褓中的儿子。
此后，郭威军与汉军在开封城下对峙。刘承祐亲自前往开封城外的刘子坡观战。结果，汉军大败，刘承祐仓皇逃回城下，却被开封尹刘铢拒绝入城，刘承祐只得带了郭允明等亲信向城外逃去。
逃到赵村时，后方尘埃大起，郭允明以为是追兵到了，就想以刘承祐作为见面礼投降郭威，于是一刀将刘承祐刺死。没想到，后面的不是追兵，而是援兵。于是，郭允明也自刎而死。
随后，郭威进入开封，请求李太后临朝听政，并表示要拥立宗室刘赟为帝。
这时，忽有情报传来，报告辽军南侵（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个情报是郭威安排的假情报）。于是，李太后命郭威率领禁军北上。
途经澶州（在今天的河南濮阳）时，禁军发动兵变，撕开黄旗（代替黄袍）裹住郭威，要拥立他为帝。随后，郭威返回开封。
无奈之下，李太后任命他为“监国”，由此，郭威掌握了后汉的军政大权。
广顺元年（951年）1月，郭威正式称帝，国号大周，史称“后周”，郭威即后周太祖。
△图66：电视剧《太平年》剧照。郭威正式称帝，建立“后周”
郭威是五代十国时期少有的明君，虽然在位只有3年，但是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有力地革除了唐代中期以来的积弊，后周呈现出一派经济恢复、人口增长、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景象。
△图67：后周形势图
一是重用德才兼备的文官，改变武人当国的局面。
郭威深知，“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割据和“骄兵悍将”是孕育五代十国乱世的温床。因此，即位以后，郭威贬斥了一批专横跋扈的将领，镇压了一批蠢蠢欲动的藩镇。与此同时，带头拜谒孔庙、尊崇孔子，彰显“崇儒重教，以文治国”的态度，积极从文人士子中选拔德才兼备者，逐步改变武人当国局面。
△图68：电视剧《太平年》剧照。郭威拜谒孔庙、尊崇孔子，彰显“崇儒重教，以文治国”的态度
二是鼓励恢复和发展生产，坚持节俭的物质生活。
郭威深知，五代十国乱世的长期内乱导致中原地区经济凋敝、府库空虚、人口锐减、民生困苦。因此，即位以后，郭威积极组织恢复和发展生产。比如，效仿“均田制”，将河北地区的数十万亩无主荒地授予当地流民耕种，并蠲免其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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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荣是郭威妻子柴氏的侄子，由于家道中落，幼年时期就投奔姑母柴氏，深受郭威喜爱，被收为养子。成年以后，又追随郭威从军。
广顺元年（951年）1月，郭威正式称帝，柴荣以皇子身份担任澶州刺史、镇宁节度使，并获得检校太保职衔。柴荣在澶州刺史任内，“为政清肃，盗不犯境”，受到当地百姓拥护。广顺二年（952年）12月，柴荣又获得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职衔。
显德元年（954年）1月，郭威病重，柴荣获得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侍中职衔。不久，郭威病逝，柴荣继位，即后周世宗。
△图69：电视剧《太平年》剧照。柴荣继位，即后周世宗
同年2月，北汉（郭威正式称帝之后，刘知远从弟、时任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称帝，沿用大汉国号、乾祐年号，史称“北汉”，刘崇即北汉世祖）趁着后周国丧之际，联合辽国发兵南侵。柴荣力排众议，御驾亲征。他不畏矢石，冒死督战，在高平之战中大败汉军。
同年5月，柴荣乘胜追击，包围北汉都城太原。但是，由于粮饷不继、连日大雨，未能攻克。于是，班师回朝。
前面说过，李嗣源、郭威都是五代十国时期少有的明君，而柴荣普遍被认为是五代十国时期的第一明君。他年富力强，雄心勃勃，在即位之初就确立了“（以）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壮志。为此，励精图治、锐意改革。
一是澄清吏治。
柴荣对于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往往施以严刑峻法。比如，显德元年（954年），右屯卫将军薛训因“纵吏卒陪敛”被流放，宋州巡检竹奉璘因“盗经商船不捕获”被斩首。比如，显德五年（958年），楚州兵马都监武怀恩因“擅杀降卒”被处决，楚州防御使张顺因“贪污榷税钱五十万、官丝二千两”被赐死。
二是整顿禁军。
柴荣鉴于在高平之战中禁军存在“将不用命，士不能战”的情况，开始着手整顿。显德元年（954年），他广募天下壮士，然后精心选拔，“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殿前诸班”，将禁军打造成为一支精锐之师。
△图70：电视剧《太平年》剧照。柴荣整顿禁军
三是推动统一。
柴荣一直怀有扫平割据、统一天下之志，他根据宰相王朴在《平边策》中提出的“先易后难”主张，南征北战，开疆拓土。比如，显德二年（955年），西征后蜀，收复秦、阶、成、凤4州土地。比如，显德二年（955年）至显德五年（958年），三次亲征南唐，将南唐长江以北的领土收入囊中，并迫使南唐取消帝号，仅以“国主”自称。比如，显德六年（959年），北征辽国，收复17县土地。
△图71：电视剧《太平年》剧照。柴荣推动统一
四是均定田赋。
柴荣延续了郭威招揽流民、鼓励耕织的做法。显德二年（955年），下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鼓励逃亡农民回归、开垦无主荒地。显德五年（958年），颁赐《均田图》，取消地主阶层免税特权，要求比照一般农户纳税。
△图72：电视剧《太平年》剧照。柴荣均定田赋
五是限制佛教。
古代社会，寺院享有免税特权，僧尼也不需要服劳役。于是，很多自耕农将土地“挂靠”在寺院之下，自己成为寺院的佃农，借此规避缴税。此外，也有不少青壮男女出家为僧尼，逃避劳役。这样一来，国家掌握的税源、兵源就流失了。于是，就出现了以“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为代表的“灭佛”运动。显德二年（955年），柴荣下诏，限制寺院发展，收紧出家条件。当年，废除寺院3万余所，还俗僧尼6万余人，有效地增强了国家的财政实力。
△图73：“三武一宗”灭佛
综上所述，柴荣确实当得起“五代十国时期第一明君”的赞誉。因此，薛居正在《旧五代史》中评价柴荣道，“世宗顷在仄微，尤务韬晦，及天命有属，嗣守鸿业，不日破高平之阵，逾年复秦、凤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摘伏辩奸，多得其理。臣下有过，必面折之，常言太祖养成二王之恶，以致君臣之义，不保其终，故帝驾驭豪杰，失则明言之，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莫不服其明而怀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远近号慕”。
可惜，天不假年，英才早逝。显德六年（959年）6月，柴荣病逝，年仅39岁，在位仅6年。
客观地说，虽然结束五代十国乱世的是赵匡胤，但是，正是柴荣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北宋扫平割据、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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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德六年（959年）6月，柴荣病逝，其子柴宗训继位，即后周恭帝。由于柴宗训年仅7岁，由符太后临朝听政，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情况。
于是，历史再次重演。
赵匡胤祖籍涿郡（在今天的河北保定涿州），也是军旅世家出身。父亲赵弘殷骁勇善战，长于骑射，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间，长期担任禁军将领。
受到父亲影响，赵匡胤自幼习武，养成了嫉恶如仇、打抱不平的性格。成年以后，他四处游历、增长见闻。后来，他敏锐地意识到郭威的潜力最大，于是，果断投奔郭威。
△图74：电视剧《太平年》剧照。赵匡胤投奔郭威
广顺元年（951年）1月，郭威正式称帝，建立后周。赵匡胤担任东西班行首（“殿前诸班”之一，属于禁军低级军官）。广顺三年（953年），又被柴荣招入麾下，升任开封府马直军使。
柴荣继位以后，赵匡胤追随柴荣南征北战，屡立战功，被任命为殿前都指挥使（这是统领“殿前诸班”的禁军高级将领，直接负责皇城禁卫与仪驾保护，在禁军中，位列第三，仅次于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成为柴荣的心腹爱将。
在禁军中任职期间，赵匡胤广泛接触禁军将领，结识了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等“义社十兄弟”，扶植了杨信、崔翰、田重进、张琼等一批亲信。
显德六年（959年），柴荣北征辽国，途中审阅公文，发现一块刻着“点检作天子”的木牌。
不久，柴荣卧病回京，自知时日无多。当时，担任殿前都点检的是柴荣的姐夫张永德，可以说是位高权重。于是，柴荣将他“明升暗降”，授予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职衔，但是，免去殿前都点检职务。接着，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由此，赵匡胤成为禁军最高统帅。
△图75：电视剧《太平年》剧照。赵匡胤成为禁军最高统帅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镇州（在今天的河北石家庄正定）、定州（在今天的河北保定定州）上报，北汉和辽国联军大举南侵，请求发兵就援。符太后和宰相范质、王溥未辨真伪，匆忙命澶州节度使慕容延钊率兵抵御，又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领禁军增援。
正月初二，赵匡胤率领禁军北上。开封城内随即出现“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的谶语。当夜，大军行至陈桥驿，在此宿营。
半夜，赵匡胤的亲信开始在士兵中散布“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吾辈出死力破敌，谁则知之”的言论。
士兵果然都被鼓动起来，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心腹赵普眼看时机成熟，便授意亲信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的赵匡胤身上，要拥立他为帝。
赵匡胤只得“勉为其难”地表示，“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士兵一致表示“惟命是听”。
于是，赵匡胤当众约法三章，“回开封后，不得惊犯太后和主上，不得侵凌公卿，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令者族诛”。
△图76：电视剧《太平年》剧照。“陈桥兵变”，赵匡胤“约法三章”
正月初三，赵匡胤兵回师开封。开封守将石守信、王审琦都是赵匡胤的心腹，马上打开城门迎接。于是，赵匡胤兵不血刃地进入开封。
宰相范质、王溥出面指责赵匡胤。殿前司散指挥都虞侯罗彦瓌拔剑喝道，“三军无主，众将议立点检为天子，再有异言者斩”，范质、王溥只得率领文武百官下拜，赵匡胤也优礼待之。
正月初四，赵匡胤正式称帝，国号大宋，史称“北宋”，改元建隆，赵匡胤即宋太祖。
有宋一代，始终善待柴氏一族。比如，赵匡胤封柴宗训为郑王，极尽尊荣。比如，赵匡胤在太庙中立下一块誓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这也就是《水浒传》中“小旋风”柴进所说的“丹书铁券”的原型）。
△图77：“丹书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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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赵匡胤的“上位”过程都是史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比如，“点检作天子”木牌和“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谶语是否是赵匡胤的阴谋？比如，“陈桥兵变”究竟是赵匡胤直接授意的还是赵光义、赵普秘密策划的？
结合相关史料，我个人认为，赵匡胤的“上位”过程确实是赵匡胤主动追求、暗中操作的结果。但是，也是禁军高级将领乃至广大禁军士兵的共识。通俗地说，赵匡胤既是自己“爬上去”的，也是众人“推上去”的。
说赵匡胤是自己“爬上去”的，当然很好理解。
安排“点检作天子”木牌是为了挤走张光德，确保赵匡胤成为禁军最高统帅，掌握后周军政大权。
散布“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谶语则是与一年前的“点检作天子”木牌遥相呼应，为自己制造“天命所归”的合法性来源。与此同时，也向朝堂释放一些信号，为自己制造“民心所向”的合法性来源。
△图78：电视剧《太平年》剧照。散布谶语是为了制造“天命所归，民心所向”的合法性来源
至于“陈桥兵变”，显然是赵匡胤与赵光义、赵普共同策划的。赵匡胤不出面，既是避免授人“乱臣贼子”的口实，也是为了获得“约法三章”的筹码。
说赵匡胤是众人“推上去”的，需要做些解释。
其实，从李嗣源到石敬瑭，从刘知远到郭威，他们的“上位”都与禁军的支持密切相关，而从李存勖到李从珂，从石重贵到刘承祐，他们的“下野”也都与禁军的抛弃密切相关。
就像唐代中期以来，牙兵的拥护与否决定了魏博节度使的废立。五代十国乱世也是如此，禁军的拥护与否决定了天子的废立。其实，这才是安重荣那句“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的真正含义。
禁军为什么支持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因为他们想要凭借风险投资（即“擎天保驾”之功）获得荣华富贵。禁军为什么抛弃李存勖、李从珂、石重贵、刘承祐？因为他们找到了更理想的风险投资对象。
赵匡胤就是这个更理想的风险投资对象。他是禁军将领出身，了解禁军将领对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渴望，也明白禁军士兵对克扣军饷、赏罚不均的痛恨。从这个角度来说，赵匡胤的亲信在士兵中散布的“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吾辈出死力破敌，谁则知之”言论的确属实。
△图79：电视剧《太平年》剧照。“诸将性命富贵，不能系于黄口孺子”，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此外，五代十国乱世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主少国疑”是亡国之兆。因为，在那个能够震慑权臣、辖制藩镇的君主去世之后，年幼的君主、临朝的太后往往难以压服权臣篡位的野心、打消藩镇叛乱的念头。甚至，为了坐稳皇位，他们还有可能重用外戚、诛杀功臣。从这个角度来说，禁军也希望拥立一位年富力强的君主，而不是一个年仅7岁的幼童。
所以，我们说，赵匡胤既是自己“爬上去”的，也是众人“推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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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建立以后，赵匡胤继续推进柴荣扫平割据、统一天下的大业。在宰相赵普的建议下，他确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针。
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他相继逼降荆南、吞并武平、攻克后蜀、灭亡南汉、平定南唐。至此，割据政权只剩吴越、北汉。
其中，吴越一边兴修水利、保境安民，另一边事大主义、称臣北宋。因此，赵匡胤将精力主要放在消灭北汉上。
△图80：吴越形势图。吴越所统治的苏南、浙北地区，至今依然是最富庶的所在，钱氏一族功莫大焉
但是，太原本是一座坚城，北汉又有辽国支援。因此，开宝元年（968年）、开宝二年（969年）、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三次出兵北汉，都无功而返。
开宝九年（976年）10月，赵匡胤去世，晋王、开封府尹赵光义继位，即宋太宗，改元太平兴国，定明年为太平兴国元年。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5月，吴越王钱弘俶遵从“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的祖训，决定“纳土归宋”，成就了一段顾全大局、和平统一的历史佳话。
△图81：电视剧《太平年》剧照。吴越王钱弘俶“纳土归宋”
因此，北宋文豪苏轼曾经评价，“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视去其国，如去传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
明代学者朱国桢也曾经评价，“又钱立国，置营田数千人于松江，辟土而耕，其奇器精缣皆制于官，以充朝贡，民老死无他缠累，且完国归朝，不杀一人，则其功德大矣”。这些都是对吴越钱氏历史功绩的客观评价。
吴越“纳土归宋”之后，割据政权只剩北汉。
此前，赵匡胤三征北汉，已经极大地消耗了北汉的财力、物力，人力、军力。因此，赵光义继位之初，就表示，“太原，我必取之”。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2月，赵光义御驾亲征。
同年3月，北宋云州观察使郭进在石岭关击溃前来救援北汉的数万辽军，北汉士气大跌。
同年5月，北汉马步军都指挥使郭万超投降，北汉已无一战之力。
于是，赵光义下令暂停进攻，要求北汉国主刘继元出降。当夜，刘继元请降，北汉灭亡。
至此，北宋完成扫平割据、统一天下大业，五代十国乱世终于结束。
△图82：北宋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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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五代十国乱世的宋太宗深感山西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民风强悍、不易驯服（即所谓的“盛则后服，衰则先叛”），非常容易成为割据势力对抗中央政府的巢穴。
于是，首先，下令将城中世家大族迁往开封，平民百姓迁往新建的平晋县（在今天的山西太原小店）。
接着，下诏“以榆次县为新并州”，将并州治所迁往榆次（如果您去榆次老城游玩，就会在榆次县衙看到两块牌匾，一是“晋藩首辅”，二是“古并州治”。还会发现，榆次县衙的建筑规格是“六径五堂”，远超一般县衙的“四径三堂”。原因就是榆次曾经短暂当过并州治所，县衙是按照州府级别修建的。唉，终于把在之前的文章《我帮被骂上热搜的山西文旅说句话》里挖的坑给填上了，真不容易）。
△图83：榆次县衙的“晋藩首辅”牌匾
最后，先放火焚烧城中的宫殿、官署、寺庙、民房，又堵截汾水灌入古城废墟。
至此，太原古城在物理上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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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乱世终于结束了，我们可以回答文章开篇提到的那几个问题了。
第一，为什么说山西是五代十国时期的“隐形主角”？
因为，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以及十国中的北汉四个政权，都源出河东。它们的开国之君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刘崇，都曾担任河东节度使一职。
△图84：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刘崇
其实，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五代十国时期70余年的历史，主要就是“河东集团”与“中原集团”争夺最高权力的历史，就是最高权力在新、旧“河东集团”之间流转的历史。
具体来说：
最初，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是“河东集团”，宣武节度使朱温是“中原集团”。“梁晋争霸”的历史，其实就是“河东集团”与“中原集团”争夺最高权力的历史。
后来，李存勖灭亡后梁，建立后唐，定都洛阳。于是，后唐中央政府成为新的“中原集团”，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成为新的“河东集团”。
接着，石敬瑭灭亡后唐，建立后晋，定都开封。于是，后晋中央政府又成为新的“中原集团”，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又成为新的“河东集团”。
最后，辽国灭亡后晋，刘知远建立后汉，定都开封，于是，后汉中央政府又成为新的“中原集团”。
因此，后唐、后晋、后汉三代更迭的历史，其实就是最高权力像皮球一样在新、旧“河东集团”之间流转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赵光义所谓的山西“盛则后服，衰则先叛”，非常容易成为割据势力对抗中央政府的巢穴的论断并非虚言）。
△图85：赵光义所谓的山西“盛则后服，衰则先叛”的论断倒也并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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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山西是因何成为五代十国时期“隐形主角”的？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历史背景的普遍性（也可以理解为是数学上的必要条件），山西自身的特殊性（也可以理解为是数学上的充分条件）。
一是历史背景的普遍性（数学上的必要条件），即中央政府的衰落与社会环境的动荡。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回顾唐代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的历史（特别是唐代中期以来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历史）以及从“梁晋争霸”到北宋统一的历史（特别是后唐、后晋、后汉三代更迭的历史）时已经详细梳理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二是山西自身的特殊性（数学上的充分条件），即山西的地理优势与先民的尚武传统。
首先，是山西的地理优势。
众所周知，山西最大的地理特点就是“表里山河”。外有黄河环绕，吕梁、太行包围，内有系舟、中条等山脉纵横。因此，不仅对于周边地区来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而且，内部也被分割成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长治盆地、晋城盆地等若干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这就使得盘踞在山西的割据政权具有较大的战略缓冲空间。当自身实力弱小时，可以规避战乱影响，有利于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当自身羽翼渐丰时，向北可以靠雁门抵御戎狄，向南可以由上党俯视中原，向东可以沿井陉攻略河北，向西可以从河东窥视关中，突出一个“易守难攻”。
△图86：山西：“表里山河”
相比之下，中原地区几乎都是平原地形，处在山西的俯瞰之下。除了一条黄河，几乎无险可守，可以说是“四战之地”，这是“河东集团”相对“中原集团”的地理优势。
其次，是先民的尚武传统。
山西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塞北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与交汇处，长期以来，中原农耕文明与塞北游牧文明在这里相互碰撞、彼此交融。从魏晋到隋唐，匈奴、鲜卑、突厥、沙陀等游牧民族相继南下山西。
一方面，山西是中原王朝抵御游牧民族的防线，因此，中原王朝历来非常重视经营山西，在山西兴修关隘、组织屯田、驻扎重兵、储备军需。另一方面，这些进入山西的游牧民族与山西原有的华夏民族相互婚配、彼此交融，双方的生产技术、军事知识得到交流。
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山西先民具有极强的尚武传统（春节假期刚刚结束，其实，我们在山西的春节民俗活动当中就能看到山西先民的尚武传统，比如流行于临汾地区的“跑鼓车”、流行于太原地区的“武社火”、流行于朔州地区的“踢鼓秧歌”、流行于运城地区的“背冰亮膘”，都是从古代的征兵选拔、军事训练、战前动员、战场搏杀演变而来）。拓跋鲜卑正是以此统一北方，尔朱荣也是以此入主中原，而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四个政权的武力基础也源于此。
△图87：山西春节民俗活动——“跑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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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山西是如何成为五代十国时期“隐形主角”的？
第四，山西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五代十国时期历史格局的？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们在回顾从“梁晋争霸”到北宋统一的历史（特别是后唐、后晋、后汉三代更迭的历史）时已经详细梳理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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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山西又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宋代以及后世历史走向的？
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展开说说。
我们不难发现，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具矛盾感的一个朝代：
一边是经济的高度繁荣，另一边是军事的严重羸弱；一边是文化的高度昌盛，另一边是外交的严重屈辱；一边是“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锐意进取，另一边是“冗官、冗兵、冗费”的老气横秋；一边是后世陈寅恪先生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另一边是时人叶适的“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
△图88：《弱宋——造极之世》。本书用多元视角展开研究，也得出了很多全新的结论，非常值得推荐
其实，这些矛盾现象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五代十国乱世（特别是作为五代十国时期“隐形主角”的山西）的深刻影响。
是的，经历过五代十国乱世、体验了“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的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就像患上了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应激障碍）。北宋建立以后，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不让五代十国乱世再度重演，不让华夏大地再次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
为此，北宋建立以后，赵匡胤、赵光义兄弟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割据基础的改革。
一是集中兵权，结束武人当国局面。
首先，“杯酒释兵权”。
建隆二年（961年）7月，赵匡胤在退朝后留下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禁军高级将领饮酒。酒过三巡之后，赵匡胤与他们推心置腹，用五代十国时期两次“皇袍加身”的案例，劝导他们放弃兵权、多积金帛、置办田宅、享受人生。次日，这些禁军高级将领纷纷称病辞职，赵匡胤顺利收回禁军的统帅权。
相比五代十国乱世“君主猜忌权臣，权臣起兵反叛”的乱象，赵匡胤这种温和甚至温情的做法，打破了恶性循环，重建了政治互信，对于稳定局势、巩固秩序至关重要。
△图89：电视剧《太平年》剧照。“杯酒释兵权”
其次，“三衙”与枢密院相互制衡。
赵匡胤将禁军的统帅权一分为三，由“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分别掌握，负责禁军的训练、指挥，“三衙”长官由武将担任。与此同时，赵匡胤又完善了枢密院制度，负责禁军的部署、调动。
这样一来，“三衙”有统兵权，没有调兵权，枢密院有调兵权，没有统兵权，实现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两者都直接对君主负责，终结了禁军将领起兵反叛的可能性。
△图90：“三衙”与枢密院相互制衡
最后，实行“更戍法”。
前面说过，“募兵制”下，募兵都是职业军人，长期为兵、驻地固定。这样一来，就容易和统兵将领形成人身依附关系，进而成为统兵将领事实上的私人武装（唐代中期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与此密切相关）。因此，赵匡胤采纳宰相赵普建议，安排禁军分别驻防开封和地方，定期轮换驻地，但是，统兵将领留在驻地不变。
这样一来，“兵不识将，将不识将”，禁军就不会和统兵将领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也就无法成为统兵将领发动叛乱的工具。
二是分割相权，通过制衡强化君权。
首先，“二府三司”分权。
在之前的文章《4句话、28个字，说透古代中国官场“潜规律”》中，我们说过，为了进一步分割相权，唐代实行“群相”制度。赵匡胤继承了这一做法，他进一步将相权一分为三。其中，中书门下负责行政事务，正长官是“同平章事”，副长官是“参知政事”。枢密院负责军事事务，长官是枢密使（由此，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并称“二府”）。盐铁、度支、户部三司负责财政事务，长官是三司使（时人称为“计相”）。
这样一来，就把宋代以前由宰相独掌的行政、军事、财政大权分给三个互不统属的机构，三者都直接对君主负责，终结了宰相专权的可能性（有宋一代，虽然也出现过蔡京、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但是，相比此前历代的权相，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图91：“二府三司”分权
其次，建立“台谏”制度。
赵匡胤明确，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和谏院（负责批评朝政）的官员，由君主直接任命，并允许“风闻言事”（即使没有确凿证据，也可根据传言弹劾）。
这些台谏官员都是低级官员，但是深得君主信任，赵匡胤任用他们，目的就是以卑制尊、以下制上，既制约了文武百官，又不必担心他们会尾大不掉、构成威胁。
最后，实现“官”“职”“差遣”的分离。
赵匡胤进一步完善了宋代的官职制度，实现了“官”“职”“差遣”的分离。以著名的“包青天”包拯为例，他的“官”是右司郎中，这个只决定他的工资、待遇。他的“职”是龙图阁直学士，这个只决定他的头衔、荣誉。他的“差遣”是权知开封府事，这个才是他真正的职务。换句话说，包拯就是享受右司郎中待遇、拥有龙图阁直学士头衔的权知开封府事。
这样一来，官员的权力完全来自君主的临时差遣（即“知……”、“判……”、“权……”），君主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委任或者罢黜。
△图92：包拯：享受右司郎中待遇、拥有龙图阁直学士头衔的权知开封府事
三是弱化地方，收归地方全部权力。
首先，设置通判。
乾德元年（963年），逼降荆南、吞并武平之后，赵匡胤开始在地方设置通判。此后，成为定例。严格地说，虽然通判协助知州分管财政、司法等事务，但并不是知州的副手，而是独立于知州存在的。
通判的核心权力在于公文联署权和垂直汇报权。一方面，知州发布的任何公文，必须有通判的联署才能生效。另一方面，通判由君主任命，拥有向君主垂直汇报的权力，能够起到监督、制衡知州的作用，因此，时人称为“监州”。
△图93：《水浒传》中在浔阳楼上发现宋江题反诗，进而要将宋江置于死地的黄文炳就是一名赋闲在家的前通判
其次，上收财权。
前面说过，唐代中期以来，为了提高边陲重地的动员能力，唐朝中央政府开始安排节度使兼任当地的度支使（负责财政事务）、营田使（负责屯田事务）、采访使（负责监察事务），最终，节度使一手掌握当地的军事、民政、财政、监察大权，成为了事实上的“土皇帝”。
因此，赵匡胤在各路（北宋的“路”原本是监察区，后来演变为一级行政区，类似汉代的“州”、唐代的“道”，这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运行四大规律中的“监察官员行政化，派出机构地方化”，如果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详见之前的文章《4句话、28个字，说透古代中国官场“潜规律”》）设置转运使，地方的财政收入，除了一小部分留作本地日常开支以外，其余全部转运中央，从而消除藩镇割据的财政基础。
△图94：北宋24路形势图
最后，上收精兵。
北宋的军队体系可以分为禁军、厢军两个部分。其中，禁军是中央军，驻守开封及其周边，厢军是地方军，驻守地方各级州县。赵匡胤要求地方各级州县常态化地从厢军当中选拔身强力壮、骁勇善战者，补充到禁军中来。
这样一来，就达到了“强干弱枝”的效果。厢军毫无战斗力可言，自然无法对北宋中央政府构成威胁。
△图95：林冲：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
当然，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割据基础的举措并不止于此。比如，掀起“崇文抑武”的社会风潮。比如，留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训，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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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文章《了解真实的晋商和晋商文化，看这一篇文章就够了》《山西临汾的这座小城，隐藏着改写中国历史的密码》中，我们介绍过“路径依赖”的概念。也分析了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两句古话，一句是出自《左传》的“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另一句是源自《史记》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回望历史，“通过官商结合实现特许经营”的发展路径让晋商成功开启了狂飙突进的发展、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资本，成为“海内最富”，也让晋商最终丧失掉开拓市场化业务、推动转型发展的动力。
回望历史，“曲沃代翼”以后，晋国依靠削弱公族、启用异姓成就了百年霸业，但也因为削弱公族、启用异姓导致了君权旁落，最终引发“三家分晋”。
这些就是“路径依赖”的典型案例，就是“君以此始，必以此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直观写照。
△图96：“路径依赖”的一个典型例子，2000年前的马屁股决定了今天的铁轨宽度
两宋也是如此。赵匡胤、赵光义兄弟的一系列举措确实加强了中央集权、消除了割据基础。有宋一代，基本没有出现过权臣跋扈、武将夺权、藩镇割据、地方反叛的情况。
但是，这也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指出的“积贫积弱”。
一是军事上严重羸弱。
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两次北伐（高梁河之战、雍熙北伐），与西夏的三场会战（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全部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金国两次南侵，金军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县，纷纷瓦解，不到一个月时间，兵锋直抵开封城下。
△图97：由于在高梁河之战惨败后乘坐驴车狼狈南逃的“黑历史”，赵光义现在在中文互联网上被戏称为“高粱河车神”
二是外交上严重屈辱。
面对辽国，约为“兄弟之国”，每年送给“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面对西夏，承认西夏的独立地位，每年送给“岁赐”银7万两、绢15万匹。面对金国，先是称臣，后约为“叔侄之国”，再约为“伯侄之国”，每年送给“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并将“淮河-大散关”一线以北的领土全部割让。
△图98：南宋形势图
最终，两宋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亡于外敌入侵的大一统王朝，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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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共祝天下太平！
△图99：电视剧《太平年》剧照。共祝天下太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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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朱一帆.唐末五代河东地区军事地理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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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0：上期赠书活动结果公示
注1：近期，微信官方开始对新注册公众号的留言功能进行灰度测试。“张先生的图书馆”自上线以来，坚持更新原创性文章，文章质量也还说得过去。因此，有幸被开放了留言功能。今后，大家有任何想法，无论是对我的意见和建议，还是关于文章所谈主题的思考，都可以留言表达了。今后，我也会依托留言功能，继续开展留言赠书活动，欢迎大家多多留言。
注2：题图及文中插图除图3、图11、图13、图16、图17、图23、图26、图30、图36、图39、图43、图90、图91由笔者制作外，其余均检索自必应图片、百度图片，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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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本公众号设为“星标”炒股开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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